通商证，就是如此时局之下的一个变通手段。大汉的这些城市，毫无疑问，基本都属于消费型城市，都需要海量农村资源的供应，即便是处于市镇中的那些作坊、工场，其原材料供应，也需要从外部采购。而在其中起主要流通作用的，就是那些奔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大商小贩。

        因此，从头至尾，官府出台政策，都只有限商，而非禁商。冬季，乃是各项民生资源消耗最严重的时节，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不能保证市镇内正常的生产生活，那也是会出乱子的，倘是那样，反而本末倒置，与维稳的初衷相悖。

        榆林的叛乱，显而易见，给关内乃至整个西北官民的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，时局如此，在官府的禁制下，更有不少商户破产，尤其是那些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小商小贩。

        即便稳定性最强的农村，也受到波及，为了配合榆林的剿匪，官府的劳役、兵役征召令，是大把地撒向广大乡野。

        同时，也促发了一股还乡潮，很多在城市镇甸中混不下去的人，找不到其他出路，基本都选择先回乡窝着，等待解禁的一日。

        危险与机遇，从来是相伴的，此事亦然。在几乎遍及整个关内道的大管制之中，同时也避免不了权钱交易，也催生出了一场财富狂潮。

        普通的商贾，看到的只是官府限制，生意没法做，日子没法过，但对于那些少数大商，却是难得的机遇。聪明的有实力的人，在面临规则乃至禁令之时，想的却是如何借着这个机会牟利。

        城市的需求始终存在，即便是官府也不能禁绝，有这道口子在，那些从事运输贸易的商贾，自然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，竞争者直线下降，他们却可以籍此张开饕餮巨口，尽情地收割财富。

        一张通商证，在可以转让的前两个月，甚至被炒到万贯一张，像长安、凤翔这样的大城，不投入个数万贯，根本拿不到。还是道府察觉这其中的乱象之后，方才打了个补丁，禁止通商证的转让，以实名实商注册。

        即便如此，关内道御史察觉到其中的问题，也向朝廷奏报此事，言关内禁策过于扩大化，以致奸商作祟，大发国难财，关内物价飞涨，民生不安，希望朝廷及时拨乱反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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